曹文轩:为什么要谈契诃夫

选择契诃夫来作为话题,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因为今日之文学界,全心全意要昵近的是现代形态的文学——那些从事现代形态文学写作的大师们。

从作家到读者,谈论得最多的是卡夫卡、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胡安·鲁尔福等,还有几个人愿意去谈论巴尔扎克、狄更斯和契诃夫呢?即使偶尔提到这些名字,也只是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过这些作家,而他们的作品却是很少有人读过。笔者曾连续几年在研究生面试时,都试着问考生们阅读过契诃夫的作品没有,被问者差不多都支支吾吾,而一谈到几位现代大师,则一副“门清”的样子,侃侃而谈,有时几乎能说得天花乱坠。

人们相信:契诃夫时代的文学早已经过时了。

人们居然在无形之中承认了一个事实:文学是有时间性的,文学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文学史是文学的进化史。

这未免有点荒唐。

世界上,即便是所有的东西都会成为过去,惟独文学艺术却不是,文学艺术没有时间性,它是恒定的。我们可以面对从前的与现在的作品评头论足,但你就是不能笼统地说:现在的就一定比从前的好,因为是从前的,它就肯定要比现在的幼稚与落后。文学艺术不是鸡蛋与蔬菜,越新鲜越好。文学艺术固然有高下之分,但这高下却与时间无关。今天的诗歌水平并不一定就能超出古代的诗歌水平——这在中国,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

古典形态的文学,与现代形态的文学,是两种形态的文学,它们是各自都有着足够的存在理由、关系并列的文学。

现代形态的文学确实功德无量。它以全新的姿态与古典形态的文学分道扬镳。它从一开始就决心将自己塑造成一副空前绝后的形象。它要创建一整套新颖的理论,这些理论不是脱胎于从前,而是要“横空出世”。它抛开了古典形态的文学所把持了千百年的观察事物的视角。这些视角在古典形态的文学看来,是黄金视角,只要把持住这些视角,就能窥见无限的风光。而现代形态的文学摆出一副不稀罕这些视角的神态。它发现,还有许多妙不可言的视角,而只有这些视角才能真正窥到人类最后的风景。它的主题是全新的,它在叙事方面也一刻不停地寻找着最称心如意的方式。多少年风雨过后,现代形态的文学早从初时的被人怀疑、责难的窘境中一跃而出。现如今,羽翼丰满,一副青春气盛的样子。它成为学者专家以及新生作家们所倾倒的文学样式。其情势几乎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只有现代形态的文学才是值得我们去一看的文学。

然而,我们忘记了一个事实:世界是无限的,世界是可以进行多种解说的,谁也没有这个能耐去穷尽这个世界,当谁以为整个世界都已经成为它的殖民地时,殊不知,无边的世界才仅仅被它割去弹丸一隅。当现代形态文学瞧着自己一望无际的田野而自鸣得意时,它绝没有想到,被古典形态的文学已经耕耘了若干年的辽阔田野,依然土地肥沃、蕴藏着一股经久不衰的地力。尽管,许多人不再去看那片田野了,但它依然在阳光下默默无声地呈示着自己的一派丰饶。

现代形态的文学与古典形态的文学无非是各占了一块地而已。

文学史运行的方式,不像是登山,越爬越高,而倒像是渡海——广漠无限的大海上,会有无数的不同高度的浪峰。古典形态的文学与现代形态的文学,其实是两座不同时间里的浪峰。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契诃夫作为话题的背景与理由。

契诃夫代表着古典形态的文学。我们既然没有理由忘记古典形态的文学,也就没有理由忘记契诃夫。

契诃夫的名字,绝不应只是在我们回顾文学史、要列举出每一段历史中的名人时才提及到的。我们应当有这样一种见识:所有伟大的文学家,都不是在历史意义上才有他们的位置的,而是,他们就活在现在,与当下的那些伟大作家一起,“共时性”地矗立在我们面前。

卡夫卡是伟大的,但绝不能因为卡夫卡是现代形态文学的大师,就一定要高于契诃夫。契诃夫、卡夫卡,卡夫卡、契诃夫,对我们而言,没有轻重、厚薄之区别,这两个名字其实是难分彼此的。

我们只须比较一下契诃夫的《一个文官的死》和卡夫卡的《变形记》,就可看出这两个作家的名字根本没有本质性的差异——

《一个文官的死》是契诃夫若干精彩短篇中的一篇。作品写了一个看似荒诞(其荒诞性绝不亚于卡夫卡的《变形记》)的故事:一个“挺好的庶务官”一不小心打了一个喷嚏,将唾沫星喷到了一个将军的身上(是否真的喷到,大概还是个疑问),从此坐卧不宁、心思重重。后来,他终因恐怖而心力憔悴,死掉了。

《变形记》是现代形态文学的经典。作品写了一个不可理喻的故事: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有无数条细腿的甲虫。卡夫卡使我们的阅读变成了对一种感觉的体悟。这种感觉与我们在阅读《一个文官的死》时的感觉是一致的:惶惶不安。

这一感觉是后来的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它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感觉”。

在这里,我们一方面感觉到《一个文官的死》是一篇典型的古典形态的作品,而《变形记》则是一篇典型的现代形态的作品,另一方面又感觉到,现代形态的作品与古典形态的作品之间的差异并不像我们印象中的那样有天壤之别、两者已被万丈鸿沟所界定。将古典形态的文学与现代形态的文学截然分开,未必是符合实情的——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理论上的倾向,一种有意为之的强调。人类的一些基本命题,可能是古典形态的文学与现代形态的文学都乐意观照的。契诃夫的作品,使我们有足够的根据说:他的作品里已经蕴含了现代意识。他在他的作品中不时地写到牢笼、高墙、大楼、樊篱、箱笼、病室,已足足地使我们感受到了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所感觉到的东西。契诃夫所呈现的那个被纳博科夫称之为“鸽灰色的世界”,与《城堡》中的世界、《百年孤独》中的世界、《圆型废墟》中的世界,是相似的。

《一个文官的死》与《变形记》证实:只要是深刻的文学艺术,它们的深刻程度并不会因为时间上的“过去”与“现在”而有所不同。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卡夫卡的《变形记》就一定要高出契诃夫的《一个文官的死》呢、《变形记》就一定要比《一个文官的死》多出一些什么呢?

我们这些本性喜新厌旧的人,何不再去走近契诃夫?

你也许会发现,古典形态的文学还有种种它特有的魅力。至少,它会让你感觉到阅读不是一个枯燥的求索过程,而是一个轻松的、诙谐的、平易近人的、顺流而下的过程。

我更愿意将契诃夫看成是一个当代作家。

我不知道中国当代作家,假如今天再去阅读契诃夫这样的古典作家时,会对“作家”这一职业产生何种感觉。还能唤起神圣感吗?

“神圣”这个字眼,在被现代主义浸润之后的中国,已成了一个令人尴尬的矫情字眼。今日之中国,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在文学圈内,谁再去提及这个字眼,不遭到怀疑与嘲弄,已几乎不再可能。“神圣”这个字眼,已与“虚伪”、“矫饰”这些字眼有了说不清的关系。文学甚至公开嘲讽这个字眼,继而嘲讽一切与这个字眼曾有过联系的东西,比如说文学艺术。从前,文学艺术这个行当是光彩的、令人仰目的。人们谈及文学艺术,总有一种站立于圣殿大门前的感觉。那时的文学艺术被理解为是黑暗的人类社会中的明灯、火把,是陶冶人的性情、导人拾级而上去入优雅境界的。文学艺术被定义为: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而如今的中国,没有几个人再这样来看待文学艺术了,非但漠视,甚至还起了要耍笑、挖苦的念头。

我不知道我们站立在契诃夫面前,我们究竟该说些什么?

我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文集中读到了大量关于契诃夫的文字。这些文字只是一些琐碎的记录,显然是客观的。这里没有涂脂抹粉的痕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没有这个必要为契诃夫笼上光环。这些文字其实只向我们说明一点:艺术在契诃夫眼中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他愿意为艺术而生,也愿意为艺术而死。艺术如同洛蒂笔下的大海一样,契诃夫愿像那个冰岛渔夫欲与大海同在并心甘情愿地葬身于大海一样,愿与文学艺术生死与共。除了艺术,四大皆空。

艺术是一门宗教,一门最高级的宗教。

一八九八年,契诃夫为莫斯科艺术剧院写了《海鸥》。这个剧本的美妙之处在于它的非同凡响的精神都隐藏在台词的枝叶背后。“契诃夫剧本的深刻诗意从来不是一览无余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谁要是只表演契诃夫剧本中的情节本身,只在表面滑行,做角色的外部形象,而不去创造内部形象和内在生活,那他就犯错误了。”然而,《海鸥》的演出,是非要犯这个错误不可的,包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本人。因为《海鸥》的深邃之处超出了契诃夫以往的任何一部戏剧。剧本中的所有一切,哪怕是海鸥的一声凄厉叫声,都是有着喻意的。演员们一时来不及领会这个剧本,总是在它的外围徘徊,因此,演出连连失败。而那时的契诃夫已经重病在身,失败,是契诃夫无法容忍的。他太在意自己的艺术了,每一次的失败,都逼着他向死亡迈进一步。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全体演职人员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契诃夫已经再也经不起《海鸥》的再次失败了——再失败,就有可能夺去他的生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次又一次地告诫自己,也告诫他的同仁:“要演契诃夫的戏,首先必须挖掘到他的金矿的所在地,听受他那与众不同的真实感和魅人的魔力的支配,相信一切,然后和诗人一起,沿着他的作品的精神路线,走向自己艺术的超意识的秘密大门。就在这些神秘的心灵工场里创造出了‘契诃夫的情绪’——这是一个容器,契诃夫心灵的一切看不见的而且往往是意识不到的财富,便收藏在这里。”顺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指引,演员们在竭尽全力地逼近契诃夫。

又一次演出。

契诃夫的妹妹来到剧院,双眼噙满泪水。她警告并央求莫斯科艺术剧院:你们要成功,不然我哥哥就会死掉的。

契诃夫不敢再看这次演出,远远地躲开了。

怀着如履薄冰的感觉,《海鸥》的演出终于开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回忆道:“我们站在舞台上,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它向我们低语:‘要演好呀,要演得特别好,一定要得到成功,胜利。要是没有得到成功,你们知道,一接到电报,你们热爱的作家就会死去,是由你们亲手杀死的。你们就会成为他的刽子手了。’”

第一幕结束时,剧场坟墓一般寂静。一个女演员昏倒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也由于绝望几乎再也无法站立。他们以为又一次失败,但错了:掌声先是一声两声,随即如春天的暴雨,霎时间掌声哗哗作响,其间还夹杂着吼叫声。幕动了……拉开来……又合上……演员们站在那儿发呆。

一幕比一幕成功。

彻底的胜利。深夜,一份电报发给了“逃离”他乡的契诃夫。

面对这样的历史记录,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应该说些什么。我们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对艺术的真诚呢?我们不必像契诃夫那样对艺术顶礼膜拜、将艺术看做是自己的身家性命,哪怕仅仅回到一个最起码的要求——敬业——之上呢?哪怕有那么一点点的认真,一点点的庄严,一点点的职业道德……一点点也是好的。

倒是常见到:文学是一条狗,一只破鞋,一只用来呕吐的器皿,一只会根据时尚而改变自己颜色的变色龙。

我们怕是将西方的现代派文学误读了,也怕是将西方的现代主义生存方式误读了,八成!卡夫卡这个人身上以及这个人所写的文字里,丝毫没有我们欣赏的玩世不恭、嬉皮笑脸、一点正经没有。没有喧嚣,没有媚俗,没有秽言污语,没有种种卑下而恶俗的念头。卡夫卡以及卡夫卡的作品,是忧郁的、沉重的、肃穆的、令人灵魂不得有一刻安宁的。谁要是以为西方现代派就是好端端一个大姑娘家脱掉鞋子双腿盘坐在椅子上而在嘴中连声喊“爽”,怕是错了。谁要是以为西方现代派就是将头发染成麦色、将裤子无端地掏一个洞、一头乱发、目光呆滞、不言则已一言则满口狂言浪语,怕也是错了。这个样子,成不了卡夫卡。不信就走近卡夫卡好好瞧瞧。卡夫卡最终被这个“正常”的社会看成了“另类”,但卡夫卡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另类”,更没有将自己有意打扮成“另类”。一门心思想成“另类”的人,是成不了“另类”的。契诃夫、卡夫卡,最起码对文学艺术是尊敬的,对生活也是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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